中国哲学的“气”被中医学发扬光大，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其内容丰富而复杂。作者研习后认为，不理解中医的“气”就不可能真正懂中医！

      先民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官获得经验，感受到天地间存在着的万事万物中，气的流动性最强、最富活力，渐次认为气推动了宇宙万物的不断变化；观察到自身的呼吸之气、活动时出汗的蒸蒸热气、饥饿时腹内的“咕咕”之气等，这些流动的气存则生命存，气亡则生命亡，渐次认为气是生命之本。上述的人们能直接感知到的气，可以说是形而下的、具体的“器”。这是人们对气的第一层的、初级的理解，只要感官正常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些初级的认识后来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类的大脑有别于其他生灵，具有一种强大的功能——想象力：即人通过思维活动，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在头脑中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是人类进化到高级阶段才有的一种能力。智慧的先民看到宇宙万物都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时，自然就会将“无定形的有活力的运行变化不息的”形而下气的这些属性推移或类比到其他事物和概念上，认为（想象）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万物也有“气”，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气”；人体及各脏腑皆有“气”，不同的脏腑有不同的“气”。比如，看到春天各种生机勃勃的植物的花开在枝头，就认为花的“气”是上升的，进而用花治疗人的头面部或上焦的病。到秋天具有生机的籽（来年可继续生根发芽）会落下来，就认为籽的“气”是下降的，进而用籽治疗人下肢或下焦的病；当了解到脾脏能将水谷精微上输于心肺时，就认为“脾气主升”。当情志不畅出现胸胁苦闷时，就认为“肝气条达”才是常态；当阴阳的概念出现后，人们就认为具有向上向外、温暖、明亮、轻清、善动、兴奋、亢进等表现的事物具有“阳气”，具有向内向下、寒凉、晦暗、重浊、善静、抑制、衰退等表现的事物具有“阴气”。这里的“气”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形而上的“道”，是形而下气的属性。这些都是人们基于形而下气的属性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新形象。如同物质层面的木火土金水为“器”，一旦进入“五行”层面，木火土金水就被赋予了相应的属性或“气”，即上升为了形而上的“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普世真理，所以，可以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气”理解为“物质的运动”。这里的“运动”不只指物质位置的变化，而是指物质的发生、发展、变化等运动规律。以此理解，任何物质，无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一个独立的整体或整体中的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气”。这一形而上的“气”，往往是“器”的变化趋势、机能状态、属性等。故，气之形而下与形而上者，在同一文中经常同时出现，实属难免，稍加留意，即能区别。关于“气”与物（“器”）的关系，《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有云：“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即“气”与物就像“阴”与“阳”一样是一体两面的。从“气机”角度也可看出“气”与“器”一体，同时也看出“气”的重要性，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气”与物（“器”）分之则二，合之则一，两者相互依存。离开物，“气”则无所依存；不讲“气”，物就成了僵死的、低层次的东西。若认识到有“气”的存在，其背后乃有物；若感知到有物，乃必有相应的“气”。“器”不同则“气”也不同。“气”与物看似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他们不是谁在先谁在后或谁生谁的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或混沌为一的。至于感官所能感受到的某一特定的“器”之外是否还有相应的“物”（或者说“气”是否某种物质），作者不置可否，假如是肯定的，也应该是与该“器”相互依存、一体两面的。这可视为是对一些学者将“气”描述为“不断运动着的活力很强的极精微物质”的另一种理解。“气”与物（或“道”与“器”，或形而上与形而下）两者，没有对与错、是与非之别，一体两面而已。不过在认知的次序层面两者是有差别的，物属于第一层初始的、感性的认识，只要感官正常就能轻松实现；“气”属第二层高级的、理性的认识，必须依赖“想象力”才能完成。即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上升为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飞跃。即“器”于人是对感官的直接“冲击”，“道”于人是在头脑中的间接“升华”。

      将形而下气的属性象征或类比到不断运动变化的万物上，获得天地万物也有“气”的认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智慧或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这一思维逻辑，植根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观和方法论。作者认为中医学（包括中国文化）的主流世界观是“元气论”，相应的方法论是“取象比类”。元气，历史上又称太极、精气（《易经》）、精（《黄帝内经》）、原气（《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元气论世界观认为宇宙万物源于元气即元气衍生宇宙万物，元气为万物之母即“万物同源”。故而将宇宙万物理解为一个“同宗同祖”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大家庭”即“万物一体”。自然就产生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括“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等都与此相合。这样，宇宙万物就具有连关性、恒动性、整体性、宏观性等四个相互衍射的特征。基于元气论世界观，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更加关注宇宙万物之间的相互连关性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用什么方法来研究、探索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呢——“取象比类”则是最佳的方法论。《周易·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指物象，自然界的物象。即根据两个事物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推理方法，简捷了当地去揭示复杂多变事物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及其变化规律。具有相同物象的两个事物的连关性比没有相同物象的两个事物的连关性要强，是取象比类的理学支点，即通过“象”来建立或寻找复杂事物之间的连关性。我们的祖先认为，自然整体的本质与规律就存在于这些自然状态的现象中，即“道法自然”也。观物“取象”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等融于一体，以整体直观的感悟方式在头脑中创造（想象）出新的形象、征象、意象等认知，是“比类”的起点，是一个反复思考加工的过程。由此，把某一对象的有关知识推移到另一对象中去，产生新的知识。由于形而下的气具有“无定形的有活力的运行变化不息的”一些属性，可认为此属性即形而上的“气”，也是物象。故将此物象类比（推移）到不断运动变化的万物上，认为万物也有“气”，及渐次认识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气”。这些“气”显然同时也是采用取象比类法（想象力的一种）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象”。故，“气”是一种“象”，皆形而上也。张载《正蒙·乾称》曰：“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可视为是对本文以上内容的总结。取象比类是一个感悟的过程（人们常说的“悟性”），也称象思维，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由此而产生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医学。取象比类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方式，更适用于描述如人体这样复杂的多内涵事物的某些本质。然而，取象比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精炼、生动的认识复杂事物，另一方面由于将事物间的某些共性作为逻辑关系依据而导致推导作用过分强大，使推导出的结果中必含有不切实际的成分或糟粕。比如推导出的花“气”上升，临床验证后确有很多花的“气”是升的，但有些花的“气”不升反降，如旋覆花。作者研习后发现，为了避免取象比类的功能和范围盲目扩充，睿智的先辈设置了两个限制条件，使之在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区间内运行：一方面受限于取象比类研究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已被长期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脏腑经络、药理药性等；另一方面，所有新的取象比类的“结果”都必须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决定是否被纳入中医学理论或具体应用中。历史上有些医家没有把握好这两个限制条件，留下的文献中存在有证据匮乏的主观臆测与牵强附会甚至糟粕，应引以为戒。中医学应用取象比类法渐渐建立起了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提高疗效的理论自洽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形而上的“象”，比如“藏象”“舌象”“脉象”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血津液神、药理药性等等。这其中，常将变化趋势明显、机能状态活跃、属性较迅猛的一些“象”名之“某气”，如人身的“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等及中药的“四气”等。或者说“气”可分为广义与狭义，“变化趋势明显、机能状态活跃、属性较迅猛”的人们常以“某气”名者，可谓之狭义之“气”。

      数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气”的理解从未感到过困难，更没有怀疑过“气”的存在。然而，自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进入我国以来，尤其是数理化知识占优势的一些国人越来越多的感到“气”是难以理解的，进而认为“气”是不存在的、荒谬的。对此，真的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思考！无非有以下三种可能性：①“气”对现代人类来说已成过去式，是应该抛弃的糟粕；②“气”在西方科学面前是低劣的认知，只有少部分是有用的；③“气”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有些人头脑里已经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元气论世界观与取象比类方法论）而被西方科学完全占据了，已经不会用中国式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了。正如前述，显然是后一种情况。这些人不但对“气”，包括对取象比类法得出的形而上的象，都难以理解，如中医的藏象、病象等。时常听到西医甚至一些中医人说“风湿病”这一病名没有道理，他们认为这类疾病多数与自身免疫相关，不是自然界的风、湿引起的。其实“风湿病”一名，已经是将自然界形而下的风、湿特征通过取象比类法“象”化的形而上的“风湿”了，即这类疾病在临床上常常反复发作、病位多、游走不定及肿胀、僵硬、困重、阴雨天加重等，具有自然界风、湿的某些特征或属性。看见“风湿病”之名，就能想到上述临床特征（从另一个角度讲，属“审症求因”“取象求因”），是一个很好的病名。用形而下的物来理解中医学中形而上的“象”或“气”，真的是无法理解的或解释不了的，两者不在一个认知维度上。百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说中医学“博大精深”难以理解，这与千百年来的谚语“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大相径庭，问题就出在认知维度发生了重大变异。

       国人都知道中医是“辨证论治”的，其实临床所用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及病性辨证、经络辨证等方法辨出的“证”就是“象”。换句话说，所有“证”都离不开“象”。取象比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非常适合研究复杂的人体，能切实有效的解决临床问题，即“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传》）。举两个例子，例如，一个多关节疼痛的患者，局部皮色稍红，热痛，得凉稍舒，昼重夜轻，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数。这一系列表现，与形而下的热，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用取象比类法描述该病人的表现为“一派热象”，中医将其辨为“热证”。换句话说，该病人一系列复杂的看似不相干的表现，用取象比类法一个表现一个表现的类比，可发现这一系列表现的“共象”是“热”或者说用一个“热”字就把一系列表现连关起来了（中医证候学称之为“具有内在联系”），故将其归为一个简单的“热证”。由此而延伸到中医临床上所有的“证”，其实就是一系列临床表现的“共象”，或一系列临床表现最大“公约数”的“象”，或核心病机所产生的临床表现的“象”。中医的“证”是元气论世界观的具体应用，即认为一系列复杂的看似不相干的临床表现其实是一个“同宗同祖”的“大家庭”——“万物一体”“万物同源”，即同归于一个“证”。应用取象比类法找到“四诊”所见的“共象”——“证”，元气论世界观由此而落地，同时也奠定了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学科特征。再如，对每味中药（乃至复方）的研究，中医学不是提取分离出各种成分，然后一种成分一种成分的进行人体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及作用靶点、疗效、安全性等一项一项的研究，而是以“神农尝百草”式的方法，观察、体验服用后人体的整体反应，若服用后感到凉爽甚或出现畏寒等阴寒之象，则认为该药性属寒凉，若出现温暖甚或燥热等阳热之象，则认为该药性属温热，以此渐确定药物的寒、热、温、凉、平等药性，其中前四类有偏性（属性较迅猛）的称药物的“四气”。故，中药的“四气”是药物与人体“相合”后出现的“合象”，以此将一系列复杂的看似无从着手的数千种药物进行简单归类。药物的归经、功能、主治等也与之类似。治疗上边多关节疼痛的“热证”患者，给予性属寒凉的药物，该患者的“热象”会渐消退而病愈（其实人体本身就有很强的自我平衡或自愈能力即中医所说的“正气”，药物帮助了人体康复）。这种以药物之“寒”（象）与人体病证之“热”（象）相左而使人体复归于“平和”“中和”的方法，简明效切，这就是中医诊疗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基本道理，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阴阳平衡。诊断治疗，皆不离“象”。自始至终，法于自然。以药“象”（“气”）来平复病（证）“象”，或曰以此“象”平复彼“象”，将人体及药物等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捷了当，大道至简。上述患者的“证”（象），背后必有物（身体具体的病），基于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医则略于物而重于“象”，这样从“道”的角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来诊疗疾病，不但在千百年前，即使是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具有独特的西医无法取代的临床价值。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体系，内容极其丰富，是数千年来人们在感官能感知道的事物的基础上，通过取类比象法这一想象力不断创造出新的物“象”后，再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检验，而逐渐形成的。所以，没有象思维，就不会有中医学。这应该就是王永炎院士近年来反复强调年轻中医要回归象思维的原因。从哲学角度，冯友兰认为没有中国式的形而上，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可以认为这是象思维的哲学价值。人类有史以来，各民族的生存都经历过无数次难以承受的灾难，只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字（象形文）及医学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过，底层原因应该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元气论世界观及相应的方法论或谓之“中国式一元论”，是中华民族基于生存环境的主动选择。

       中医对人体的认识也需要人体解剖，如《黄帝内经》所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中西医对人体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肉眼所见的人体器官组织（只是中医相对笼统些）。由于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不同，中西医从这一共同物质基础开始分道扬镳：中医进入了物“象”这一层面（或维度或领域）；西医（原子论世界观及其相应的还原法方法论）后来借助近现代仪器设备对人体组织一步步分割，进入了物本身的精细结构和成分这一微观层面，形成了理论体系迥异的两种医学。故中西医的理，不是一个层面里的理，不是一个维度里的理，不是一个领域里的理。物，确实既有“象”的一面，又有精细结构和成分（其实仍是物，只是不借助仪器而用肉眼无法看到的“细物”）的一面。基于元气论世界观和取象比类方法论，中医学在肉眼所见的人体器官组织基础上，必然走向整体而且是活着的整体，这样才会有中医的各种“象”或“气”，如藏象等。人本身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包括形神一体），人与大自然也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观念”都必然基于“活着的整体”，否则就不会有中医学，这一点与西医迥然不同。中西医分别进入了同一物的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认识人体，进而促进和保障人类的健康。临床上，中西医的差异很多，但最重要的差异是优势病种不同，西医的优势病种为单“靶点”疾病（“靶点”其实就是物，包括“细物”），中医的优势病种是复杂的多“靶点”疾病（“多靶点集群”造成的疾病）或找不到“靶点”的全身性疾病等能以“象”使其简单化的疾病。“有象无靶”则西医难为，“有靶无象”则中医乏术。不同的优势病种，分别是两个不同认识层面里的内容。人类的疾病近万种，其中既有单“靶点”疾病，又有非单“靶点”疾病，所以，人类的健康既需要西医又需要中医。医学是应用学科，是要解决临床问题的，疗效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在哪个领域有效，谁就掌握了哪个领域内的“真理”（本文中的“真理”可视为疗效。真理都是相对的）。用中医的取象比类法是无法发现细胞、DNA、蛋白质及细菌、病毒等的存在的，用西医的还原法是证明不了“气”的存在的。西医研究的重点是物本身即直观的“器”，因主“分物求本一”，使内容渐趋于繁细；中医研究的重点是物“象”（或“气”）即悟出的“道”，因主“合象求本一”，使复杂的问题渐趋于简约，中西医一体（肉眼所见的人体器官组织）两面，如同“阴阳”的关系一样。“器”为形态基础，具有可分割性、静态性、单一性、线性、加和性等特征；“象”为关系表现，具有整体性、多变性、复杂性、非线性、非加和性等特征，两者相互依存，“优美对称”。中西医各有其本，谁失去本，谁就亡！摒弃门户偏见，站在人类健康的高度，失去谁都不应该。西医批评中医不“科学”，中医批评西医不入“道”，是没有真正懂得对方，并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不到位，狭隘了。经常看到一些荒唐的现象：以一方为“标准”来评价另一方。具有多元共存的胸怀、智慧以致于“万物一体”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一些人口中的“中西医冲突”就是个伪命题。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国人对西医的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对中医，尽管不少人认为疗效是肯定的，但对中医的理论在其内心几乎是被质疑的或不认同的。认为西医的理是“真理”，中医的理是玄学。这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使中医生长的“土壤”出了大问题，一方面是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或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人类的认知是分层面的，即对“器”的认知和追求是直接的、轻松的、现实的，而对“道”的认知和追求是需要悟性的、较吃力的、偏于心灵的，致使很多人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偏重于对“器”的追求。数十年来坊间广传的“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的活”，此言背后的症结正在于此。其实中医的“活人”之理说得是明明白白的，你不认同不等于他不正确。无数临床实践证明，西医的理是“真理”，中医的理也是“真理”，而且从认知次序层面来看，是更高层面（或维度）的理。目前中西医一弱一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是认识问题。若多数国人不认同中医的理是“真理”，中医振兴就无望甚至包括中国文化的振兴，是人类文明的损失。中西医似东西方文化的缩影，价值取向有差异：合作共赢与分立对抗。中西医的理都是有范围的，是不能超范围使用的，举两个西医相关的例子：①西方的数理化是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的基础，很多数学题在解题前都有假设条件，如n≥1。该题得到的解（结论），则只有在n≥1的范围内才是成立的、正确的。②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流行，中医辨为湿邪阻肺证者，以清肺排毒汤治疗普遍有效，但用西医的方法无论如何证明不了清肺排毒汤的抗病毒作用。无论是西医的理或中医的理，若超范围使用，就会像列宁说的那样：“真理”向前多迈一步就是谬论。世界是复杂多维的，中西医认识到的都不是世界的全部，西医理论范围之外的“世界”，是人类生存离不开的；中医理论范围之外的“世界”，也是人类生存离不开的。中西医应携起手来，和而不同，共同促进和保障人类的健康。

来源：娄玉钤.浅探中医的“气”.风湿病与关节炎,2022,11（11）: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