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推崇附子,认为“热不过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祝味菊尊附子“为百药之长”,李可称“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卢崇汉视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这些中医大家的话,都显示了对附子的推崇。那么,将有毒的附子变为治疗疑难杂症的良药,火神派用附子有哪些技巧呢?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酿成脱证,乃至病势严重时才用。
“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机也。夫知机者,见是阳虚证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
纵观火神派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者就是四逆辈郑钦安在论述四逆汤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应用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火神派与经方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锦上添花。在应症方剂中加用附子,当然这首先意味着经方是一幅好“锦”,同时也包括其他应症时方。形象点说,附子的这种特性,就如同扑克牌里的“百搭”,调料中的味精,适应性广泛。
来源:《中药饮片图鉴》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主要就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
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而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人们称郑钦安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就是惊叹于他所使用附子的超常剂量。任应秋先生曾经评价:“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专门提到“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予以肯定。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中求阳,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阳互济;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