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读：道教素以“杂而多端”著称，其典籍数量庞大；且历来沿革不清，分类不明。道教史上虽间有高道大德如南朝……

道教素以“杂而多端”著称，其典籍数量庞大；且历来沿革不清，分类不明。道教史上虽间有高道大德如南朝陆修静、孟智周者，阐扬前人目录学传统，融合儒释道多方素材，提出“三洞四辅十二部类”之说，看似已对道经条分缕析，实则多有局限。且许多道经目录经数次大规模禁道毁经后，多不流传。因而，要了解历代流传的道教典籍状况，还需依靠我国历代官私目录的记载。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我国历代官私目录进行总体爬梳，以求教于方家。

一、官方目录对道经之囊括

历代有关道经目录之所以零乱不堪，实为道教自身特点所致。以道教之眼光，先秦儒、道、墨、医、阴阳、神仙诸家以及后世诸子著作均可囊括于自己的系统中。尽管后世道教典籍未必包括所有先秦道家文献，但道教毕竟以道家为祖。故此，考察道教典籍的渊源，仍需追根溯源，从道家类文献着眼。

道教并非在短时期内创立，而是有一相当长的过程。道教正式诞生后，又以先秦道家学说为经典，故而便出现先有道经后有道教之现象。我国首部完整意义的目录学著作刘歆《七略》虽佚，但整体内容有赖《汉书·艺文志》得以保全。其“诸子略”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道家著作当然归入道经系统，且在当时数量很多。在班固看来，所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⑴正因为道家有如此特点，统治者才允许其大量存在。除道家以外，部分阴阳家及其他诸家个别典籍归入道经应属正常；“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不少属于道经或是后来道经之源；“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尤以其后二类，与后世道经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对《七略》诚有发展，但继承更多，其规制风格未变。合而观之，《汉书·艺文志》收传统道家著作37家，凡993篇；阴阳家著作21家，369篇；房中著作8家，186篇；医家著作7家，216篇；神仙家著作10家，205篇。凡此种种，均成为道经之源；在汉末纯正意义道教形成以后，这些典籍被道徒几经阐释、发挥、改造，衍生出更多的道经。

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教勃兴，道派林立，道经蜂出，这是一个大量造经的时代，也出现了一些官修道经目录。此时国家综合书目编制工作亦成绩斐然，但众多著作已散佚不可考。

到了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的材料很大程度来源于隋代的国家书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又参考了唐初所得隋代八万多卷典籍，基本上能反映隋及前朝国家藏书之盛。道教与道家主旨有别。《隋书·经籍志》认为“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对道家评价很高，故将“道家类”归入子部，收书78部，525卷之多；而《隋志》作者对纯正意义上的道教典籍颇不以为然，认为在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道教与佛教同为“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所以《隋志》是将道经和佛经一样置于四部之后，并作大序，以明其大旨，但不著录书名。该序述道经缘由，在道教史上极具价值。这些道教著作多达377部，1216卷。从《隋志》对道经分类上看，其“经戒”、“饵服”、“房中”、“符”的分法，完全继承梁阮孝绪《七录》之《仙道录》，并无创新；但与当时道教系统内部的三洞四辅七部分类法相比，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七部分类法试图以道经派别为准，本无可非议，但魏晋六朝以来，道教之派别何其多也，道教目录的七部法既无法体现旧派别之新变化，又难以反映新派别之旧渊源，反倒不如《隋志》从内容上入手，直观明了；虽非首倡，亦显单薄，终无大过。

隋唐系道教全面发展时期。在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总体上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一度处于需、释之上，因而，官方对道经的著录便十分重视，唐开元年间，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刘彦真、王湾、刘仲等奉诏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后毋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当收大量道经；毋还对佛道二教典籍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惜今均亡佚。《旧唐书·经籍志》在著录释、道典籍时，疏漏较多；单以道经而论，一是多取自《古今书录》，开元以后新增道经未能著录；二是取消了道经、佛经两类，使诸多典籍无处安身；三是把一些重要释家文献附于道家类之中，在政治倾向上或许别有用意，来体现道家之尊贵，但二家混杂，不伦不类。其子部第二为道家类，共收道家著作125部，960卷，单单是诠释《老子》的著作便有61部之多，《老子》与唐政府可谓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倘若取消了道、释二附录，在子部中另设道、释两类，道家大类之下又另有细目，让道家、道教两类本源于同一母体的姊妹在这里走到一起，倒也不失为合理的分法，惜作者未如此处理；如此一来，《旧唐书·经籍志》所收道经不多，且分类不尽合理。

《新唐书·艺文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后的优秀目录学著作，它继承了《隋书·经籍志》的传统，订正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上的某些讹误，同时大量补充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中的遗漏。《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一特别之处在于另设“神仙”小类，著录道经35家，50部，大量道经得以一并囊括其中，此法一出，后世多效法者；但又如同《旧唐书·经籍志》，将释书附于道家类之下，置先出的《崇文总目》成果于不顾，实不可取。

宋朝的国家书目以成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的《崇文总目》最为著名。今书虽为辑本，但可窥其崖略。该书分设道家、道书两类，又单列释家类，分类清晰，一目了然，在官修书目中较为突出。其卷25著录“道家类”著作。卷45至53悉数著录“道书类”著作，又细分为九类，每小类虽无名目，但显系以内容为标准，大致为：“道书类一”为教义、教理、经文之属，共55部，104卷(按今核计实95卷，注：按语为朱彝尊所加，下同)；“道书类二”为道论之属，共50部，286卷(按今核计实48部，380卷)；“道书类三”和“道书类四”均为养生之属，前者共58部，81卷(按今核计实59部，82卷)，后者共83部，98卷(按今核计实79部，97卷)；“道书类五”为丹鼎之属，共58部，84卷(按今核计实86卷)；“道书类六”为烧炼歌诀之属，共55部，79卷(按今核计实54部，75卷)；“道书类七”为玉芝、瑞草、药方之属，共51部，81卷(按今核计实56部)；“道书类八”为符怼⒕咒之属，共55部，85卷(按今核计实49部)；“道书类九”为仙传之属，共60部。106卷(按今核计实100卷)，⑵按《崇文总目》自己统计，著录道经亦达525部之多。对于《崇目》“道书类”之著录体例，后世史家颇为欣赏。陈汉章在《崇文总目辑释补正》中引《通志·校雠略》云：“《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也；道书一类有九节，九节相属而无杂揉。”又云：“及观《崇文》九节，正所谓大热而濯以清风也。(案：又一类为杂史)”。《崇文总目》之后，今存有《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缺书目》2卷，成书于南宋绍兴初年。该书目著录丰富，但颇为庞杂。正如清人叶德辉所说：“宋人官私书目皆以经史子集分四部，而《四库目》则经史之后，次以集部，再次以子部，其余分类重出互见，亦多不同。此《秘书目》与《崇文目》部类之异同也。”⑶尽管如此，相对于道经而言，仍有可留意处。诸如该书目之“目录类”对一些道经目录如《总仙记目四卷》、《上清文苑目三卷》、《道门藏经目一卷》、《道经目录一卷》、《道藏经目七卷》和道教类书《三洞珠囊》、《道典论》的著录，便是以前官修目录中所不见的。

宋朝有几部很重要的官修国史艺文志，如宋《三朝志》、《两朝志》、《四朝志》、《中兴志》等，均著录大量道经，惜已散佚。元修《宋史·艺文志》主要材料依据宋代四种国史艺文志，并无新意；其子部立道家类，仍将释、神仙二家附于其后，重复旧、新《唐书》之法，殊为拙劣。又《宋史》乃众人所修，历称杂芜，疏漏很多，故而有些材料需详加考察。虽比《崇文总目》晚出，但《宋志》著录道家类文献102部，附神仙类文献394部，反少于《崇文》。宋代道教发达，著录文献数目较多，才在情理之中。

明代的道教日渐式微，官修目录在著录道经上，亦乏善可陈。观明代国家目录《文渊阁书目》，只著录少量道家典籍，对大量道教典籍视而不见，焦《国史经籍志》，乃奉敕所修，可视为官方书目。该书目在四库馆臣眼中，质量低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7云：“顾其书丛钞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然平心而论，该书绝非一无是处，首先，其最大特点是十分重视图书的分类，把图书分为制书、经、史、子、集五大类，大类下分设子类，各类均有小序，述其学术源流。其子部道家类序曰：“九流惟道家为多端，惜黄老列庄之言清静无为而已，炼养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阳则言炼养而不言清静；庐生李少君则言服食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谦之则言符矶不言炼养服食，迨杜光庭以来至近世黄冠独言经典科教，盖不惟清静之旨趣焉无闻，而炼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焦对道教史之概括与评述，可谓切中肯綮；也为其分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焦继承了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的优良传统，将道经分为24个子目，只是比郑氏少了“目录”一类，在众多官修目录中，《国史经籍志》的分类是比较合理的。《明史·艺文志》是在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基础上编定而成的，只收有明一代艺文，且有所删削，故著录道经56部，267卷，数量较少。

清朝的道教由于主客观原因愈加衰败，在《四库全书》这部煌煌巨著中，道教文献显得颇为凄凉。《总目提要》道家类共收道经54部；另外，卷147有“道家类存目”，著录道经100部。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对历代主要官方书目作出如下归纳：其一，历代主要官方书目对道教典籍之著录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宗教政策的影响。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处于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政府也出于各种原因从总体上对道教给予扶持，因而在官方书目和史志目录中，道经的著录量呈逐渐上升态势；隋唐两宋时期，道教极盛，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处于成熟阶段，加上历代政府的大力崇奉，于是我们在官方目录中便看到了近乎冗长的道经清单；同理，明代以降，道教日渐走入民间，官方道教式微，反映到《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道经所占分量便轻了许多。其二，历代官方书目对道经往往著录混杂、分类不清。隋唐时道教经典已经相当丰富且庞杂，著录时本应在“道经”这一大类基础上增设下一级子目。但结果不是如此，我们在历代官方书目中见到的仍是大量道经被分置于“道家”、“神仙家”、“传记”、“阴阳”、“五行”、“卜筮”等等平行的类目中。著录者大都对道教把各个流派之经典强行嫁接于“道家”母体上深恶痛绝，但著录者对这样一个客观情况未予整理爬梳、如实记录，岂不同样让人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