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养生学向来认为“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因此，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养神”来保养和提升人的内在生命力。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虚静养神这样一种中国养生文化的特点，首先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庄子就提出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才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生（神）之道也”（《庄子·刻意》）的结论。顺着老庄哲学所开启的这条思路，后代的养生家无不提倡“养静为摄生首务。”（清曹庭栋《养生随笔》）晋代著名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集中探讨了虚静养神的要义：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养生理论所强调的清静养神，并非叫人心如死灰，什么也不想，而是认为顺时而动才是养静的根本。《养生随笔》卷二称：“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所谓“不妄动”，实际上是指行止有常、饮食有节。可见静养之法最要紧的乃是心神安定，举手投足皆应安详平和，这也就是袁了凡《静坐要诀》所说的：“立则如斋，手足端严，切勿摇动；行则徐徐举足，步动心应；言则安和简然，勿使躁妄。一切运用，皆务端详闲泰，勿使有疾言遽色，虽不坐而时时细密、时时安定矣。”这就表明古代养生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动中寓静，才是真正的“静”。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这种理论的作用机理，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认识，《管子》中就曾经提出过“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立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的观点。《庄子·大宗师》说得更为透彻：“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所谓“禅”，在梵语中正是沉思之意，而沉意与虚静则具有相近的内涵，其本质都是要求人们暂时切断感觉器官与外界的联系，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中止大脑中的其他意念，使意识集中到一点，从而进入一种单纯、空明的状态。佛家认为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理解整个人生、认识宇宙的终极真理。这也就是佛教经典的《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实智慧从一心禅定生”、“得禅定则实智慧生”的含义所在。深受道、释影响的宋明理学家对“虚静”更是推崇备至。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朱熹也向他的学生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同上卷一百十六）明代理学家对“虚静”的体会较前更为深刻。陈白沙提出“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白沙集·与贺克恭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