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读:丘处机,小名丘哥,山东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市)滨都里人。丘处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正月十九日,祖辈业农,世称善门……
丘处机,小名丘哥,山东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市)滨都里人。丘处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正月十九日,祖辈业农,世称善门。“母孙氏早亡,父娶继室,怙恃之。”⑴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丘处机年方十九,“悟世空华,知身梦幻,拟学神仙脱轮回之苦,趣复常乐之妙源,遂抛家产,割爱情,遁居昆嵛石门峪,依道者以修真”。⑵其曾有《坚志》诗述及早年出家之事:“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凡经自早年,遁迹岩阿方十九,飘蓬地里越三千。无情不作乡中梦,有志须有物外仙。假使福轻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⑶
大定七年(1167)九月,王重阳栖居宁海全真庵,丘处机闻重阳仙名,自昆嵛山来拜谒,重阳与语终夕,甚为喜爱,遂收为弟子,训名处机,赐号长春子,丘处机虽不通文墨,但王重阳见其聪敏异常,仍使其执掌文翰。
丘处机早期的活动,现存各种史料虽均略有记载,但歧义颇多。歧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丘处机父母是否早亡;二是丘处机投师王重阳之前是否读过书;三是丘处机拜师王重阳的具体地点。下面根据现有史料,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澄清。
(一)《全真教祖碑》称丘处机“幼亡父母”,历来学者对此均无疑义,但丘处机《满庭芳》词前小序云:“余因求道,西留关中十五馀年,闻乡中善士,为葬先考妣,不胜感激,遂成小词寄谢云”。此词显然是丘处机为了答谢乡中父老安葬其父母而作,词云:“幼稚抛家,孤贫乐道,纵心物外飘蓬。故山坟垅,时节罢修崇。幸谢乡豪并力,穿新圹、起塔重重。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⑷从词中言“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可以看出,乡中父老所作,并非代其安葬父母,而是代其合葬父母,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父母未葬于一处。按山东胶东沿海的风俗,夫妻死后必葬于一处,俗称之为“并骨”,那么,丘处机的父母为何没有合葬一处呢?芽《玄风庆会图》言:“母孙氏早亡,父娶继室,怙恃之。”由此可知,丘母孙氏早亡,其父又娶继室,丘处机由继母抚养成人。依照当地风俗,女子早亡,即指死于丈夫及公婆之前,不能葬于祖茔,应临时择地暂安葬之,待夫死,再同迁入祖茔。若有继室,继室亡于夫前,仍不能葬于祖茔;若夫亡于继室之前,则应先将前妻骨骸迁于祖茔,与夫同葬,继室死后,再补入,三人合葬。若丘处机“幼亡父母”,或其父母亡于其出家之前,那么,他们应该早已合葬一处,也就无“遗骸并”之说了。因此,按照《满庭芳》词所言,再参照当地风俗,可以推断,丘处机应该是幼年丧母,并非“幼亡父母”。
至于丘处机父亲去世的时间,应该在丘处机出家之后写《满庭芳》词之前,因为在《满庭芳》词前小序中,丘处机曾言“为葬先考妣”,显然,那时其父已卒。又由其言“余因求道,西留关中十五年”来看,《满庭芳》词当作于其至关中十五年之后。大定九年(1169)十月,王重阳携丘、刘、谭、马离开山东胶东西行,至大定十年(1170)正月,王重阳仙逝于汴梁磁器王氏旅邸,同年,马钰领谭、刘、丘至终南山重阳旧庵,为重阳治葬所,⑸也就是说,丘处机始达关中的时间,应为大定十年(1170),那么,后推十五年,即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也即是丘处机因京兆统军夹谷公之请由龙门迁居终南祖庵的前一年。以此观之,《满庭芳》词应是丘处机大定二十五年(1185)在龙门隐修时所作。同样,若丘处机的父亲去世,应该与其母合葬于祖茔,因为丘处机离家修道,又远在关中,而且很有可能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才由乡人来安葬其父母。因此,丘处机父亲去世的具体时间,很可能即在大定二十五年(1185)。
(二)《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称丘处机“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称其“世为显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丘处机》称其“世为显姓”。然而《南村辍耕录》却称“祖父业农,世称善门”。若丘氏祖父业农,必无显族、显姓之说,更难称“最为名族”,所以,这两种观点显然有极大的矛盾。比较这两种观点,后者要较前者更为真实。首先,《全真教祖碑》曾言丘处机“未尝读书”,若丘氏果为栖霞望族,其没有不读书的道理。其次,若丘氏果为栖霞望族,其父母也没有必要让乡人来代替安葬。因此,虽然丘父睡卒,但丘处机年少时,家境必然贫寒。
《全真教祖碑》以为丘处机拜师重阳之前,未尝读书,而《甘水仙源录·长春真人本行碑》却称其“幼聪敏,日记千馀言,能久而不忘”。《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称其“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称其“幼而聪敏,识量不群”。《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也称其“幼聪敏,日记千余言”。更有甚者,《邱祖全书·邱祖本传》称其“幼颖悟强记,资性绝人,弱冠登弟”。这些材料似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即丘处机自幼年始就聪明敏达、博闻强记,这与《全真教祖碑》所说,显然冲突,冲突之点并不在于聪明敏达这一点,而在于博闻强记。丘处机未尝读书,并不意味着他就不聪明,但说一个未尝读书的人能博闻强记、日记千余言,还弱冠登弟,这就很有问题了。以上各条材料,不是出自全真道人物之手,即出自与全真道有密切关系的人的笔下,在述及丘处机的家世时,难免会有过誉之嫌,对于这个问题,《元史·丘处机传》与《南村辍耕录》相对而言,则较为慎重,对于丘处机拜师重阳之前是否读过书,只字未提。因此,无论是从材料的可信度上,还是从丘处机少年时的家境而言,《全真教祖碑》言其“未尝读书”,应该更为可信。
(三)丘处机拜师王重阳的具体地点。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以为在宁海全真庵,《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南村辍耕录》、《邱祖全书·邱祖本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玄风庆会图》等,都持此说。《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言:“大定七年,闻重阳道化,九月,乃拜于宁海之全真庵,重阳赠以金鳞,遂为弟子,重阳为训今名字。”《玄风庆会图》言:“宗师闻之,自石门诣州拜谒,祖师赐之以诗。”二是以为在昆嵛山,陈大任《〈磻溪集〉序》、《甘水仙源录·长春真人本行碑》、《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牟平县志》、《长春真人成道碑》等,则持此说。陈大任《〈磻溪集〉序》言:“东州高士长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栖霞,未冠一年,游昆嵛山遇重阳子王害风,一言而道合,遂师事之。”《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言:“大定丁亥春,闻重阳在昆嵛山烟霞洞,竭蹶而往,抠衣请教。”大定丁亥即大定七年(1167),这种观点认为,大定七年(1167)春,丘处机于昆嵛山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对此,《长春真人成道碑》所说更为具体,其言:“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阳自陕右而来,访求知友,始及昆嵛。真人闻而往观之,目击神会,遂师事焉”。把丘处机拜师的时间准确定位在大定七年(1167)正月。
《全真教祖碑》称,大定七年(1167)四月,王重阳焚毁茅庵,东赴宁海。《金莲正宗记·重阳王真人》、《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等更是把王重阳焚毁茅庵的时间精确为大定七年(1167)四月二十六日,王重阳在大定七年(1167)四月底才从陕西终南山出发赴宁海,他怎么可能在同年的正月于昆嵛山收丘处机为徒呢?芽因此,从时间上讲,后一种说法显然不妥。《全真教祖碑》又称“八年三月凿洞昆嵛山”,也就是说,王重阳开凿昆嵛山烟霞洞的时间是金大定八年(1168)三月。《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也言:“次年戊子正月十一日启环。二月,宜甫弃家入道。王玉阳自牛仙山来礼师。晦日,师携马、谭、丘、王四师游昆嵛山,开烟霞洞居之。”大定八年(1167)三月,王重阳才携马、谭、丘、王四弟子上昆嵛山,开凿烟霞洞居之,因此,从地点上讲,大定七年(1167)正月,烟霞洞尚未开凿,而大定八年(1167)三月,烟霞洞也不过刚刚开始开凿,王重阳不可能在昆嵛山烟霞洞收丘处机为弟子。王重阳大定七年(1167)正月收丘处机为徒之说,或许是混同了丘处机出家的时间、地点与拜师王重阳的时间、地点,所以才得出了如此前后矛盾的结论。因此,丘处机于宁海全真庵拜师王重阳的说法,应该更为合情合理。
注:
⑴史志经编集《玄风庆会图》,乙丑年四月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⑵同上。
⑶丘处机《磻溪集》卷一,《道藏》第25册,第811页。
⑷林间羽客樗栎道人编《金莲正宗记》卷四,《道藏》第三册,第359页。
⑸李道谦编《七真年谱》,《道藏》第3册,第382-383页。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