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宜真、刘渊然与明清净明道

2016-07-28阅读：12269 学员编辑 收藏

小编导读：赵宜真(？—1382)与刘渊然(1350—1432)师徒是明代的著名高道，前者曾留有《原阳子法语……

赵宜真(？—1382)与刘渊然(1350—1432)师徒是明代的著名高道，前者曾留有《原阳子法语》、《灵宝归空诀》、《仙传外科秘方》等多种著述，并得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为其作传，后者则曾“领天下道教事”①并在《明史》中有传，又因高足邵以正领衔主编《正统道藏》而名垂青史。有关这两名高道，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为他们身兼全真、清微、净明诸派之传；②不过，以往学界的研究似乎多偏重于关注他们的“全真”与“清微”身份，而较少论及他们对“净明”的传承。以下试对两人的“净明”身份进行辨析，并由此窥探明清时期净明道与其他道派的融合情况。

一、赵宜真所传净明学说之来历

关于赵宜真的生平事迹，天启《赣州府志》、康熙《雩都县志》、雍正《江西通志》等江西地方志书及一些道书多有记载，但诸书所记实皆是以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撰《赵元阳传》作为蓝本。张宇初撰《赵元阳传》收录于其文集《岘泉集》中，文曰：

赵原阳，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浚仪，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孙某仕元为安福令，因家焉。原阳幼颖敏，知读书，即善习诵，博通经史百家言。长习进士业，未几试于京，以病不果赴。久不愈，夜梦神人曰：“汝吾道人，何望世贵？”父遂命从道，已而笃嗜恬淡，学益进。初师郡之有道者曰曾尘外，嗣诸法要，间有缺文，必考述尽详。复师吉之泰宇观张天全，别号铁玄；张师龙虎山金野庵，得金液内外丹诀。后复师南昌李玄一，玄一荐之师蒲衣冯先生，冯亦师野庵云。尝游白鹤山永兴观，乃西晋匡仙故迹，遂居焉。间以所授致雷雨、度精爽，皆有异感，闻者越千里走从之。会壬辰兵兴，挟弟子西游吴蜀。暨还，游武当，谒龙虎，访汉天师遗迹。时天师沖虚公深嘉礼之，欲留不可，宫之学者多师焉。还至赣之雩都紫阳观，因居焉。凡道门旨奥，皆缀辑成书。或为诗歌以自警，犹以医济人，且绝交处，寡言笑，闻者愿礼不获。其高行伟操，为时所推慕，从游者益众。岁壬戍正月朔，谢众曰：“吾将逝矣，自今日始钥静关，慎无有干。”迨五月三日夏至启关，祝弟子善自立，漱浴更衣趺坐。适县导诏至乐鸣，即书偈掷笔而化，雷电骤作，白昼晦冥。明日，官庶瞻敬者群至。门人哀德渊辈请以棺殓，肢体若生；既毕，汗出周浃。越三日，瘗观后之凤冈。久之，草净，鸟不巢。其徒则曹希鸣、刘若渊，犹入室焉。有诗词若干篇己行世，凡奥密言论则见诸法要云。③

上述地方志书所记大致与此相同，唯更加具体地指出了赵宜真从诸师所受道法的名称，且一些人的名字略有出入，如《赣州府志》言：“师曾尘外，授清微诸法；师张天全，得金蓬头金液内外丹诀；又师李全，得白玉蟾之学。”④《江西通志》则言：“遂从尘外游，师李元、张天全，结茅匡山居之，于正乙天心雷奥、全真还丹之旨多所发挥。……其徒甚众，缵承道脉者刘渊然一人而已。”⑤《雩都县志》又言：“(邵)以正请于朝，乞作观以祀其师，朝廷允其请，勅建于紫阳观之东，赐名‘紫霄观’；景泰六年，赠‘崇文广道纯德原阳赵真人’。”⑥显然，志书所言“李全”、“李元”与《传》中“李玄一”乃指同一人物，而《传》中“刘若渊”实即志书所谓“刘渊然”。至于《雩都县志》所记于赵宜真仙逝之紫阳观附近勅建“紫霄观”一事，在其他文献中亦有记载，如明代王直《抑庵文后集》中有《紫霄观碑》文一篇，言赵宜真于紫阳观蜕化后，其徒刘渊然曾“欲建祠塜旁，有志未遂，亦化去”，后来邵以正又“具其传道本末闻于上，而请以所赐金币作观宇”，终得皇帝许之并“赐名曰紫霄观”。在这篇应邵以正之请、为赵宜真而作的碑文中，王直具体地记载了赵宜真与刘渊然之间的授受情况：

时沖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衍教庄静普济长春刘真人渊然深究玄学、笃信力行，真人一见，以法嗣属之，授以《天心帙》而语之曰：“此吾受之于师者也，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标帙。凡日之所为，皆书帙中，不可书者则不可为也。”又尝示之书曰：“道法之要，不外乎此心，而道即心也、神也，我之主宰，一身开张，万法莫不由之。”盖使先明诸心，后乃尽以其道付焉。复语群弟子曰：“诚者，天之道，克诚则天地可动、鬼神可感。天心相孚，在一诚耳，其存诸中、行诸外，显微无间，如此而济世利物，悉有明效，奇验不可殚纪。”⑦

赵宜真“以法嗣属之”于刘渊然的这套“天心”及“克诚”之说，明显属于净明道的理论，如元代《净明忠孝全书》论“天心”言：

真君昔告我曰：“中天九宫之中，中黄太一之景，名曰天心，又称祖土，乃世间生化之所由，万理之所都也，其实只是混沌开辟之后积阳之气上浮盘亘，其广八十一万里，是道理之主宰。世人身心功过被此光明之所洞照，纤芥圭黍所不能逃，散在人身中，谓之丹扃，所以曰人心皆具太极。一切善恶因果所不能逃，如影随形者，盖于上界实相关系故也。”所以学道者必先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明理之士，自己心天光明洞彻，自是不昧，言行自然不犯于理，丝毫碍理之事断断不肯为，只为心明故也。心明则知本性下落矣。既知本性，复造命源；当是时，污习悉除，阴滓普消，升入无上清虚之境、极道之墟，水火风灾之所不及，方得名为超出阴阳易数生死之外。

净明大教，大中至正之学也，可以通行天下后世而无弊，紧要处在不欺昧其心、不斵丧其生，谓之真忠至孝。事先奉亲，公忠正直，作世间上品好人，旦旦寻思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怍于心。当事会之难处，处以明理之心，处之似庖丁解牛底妙手，处教十分当理著，步步要上合天心。只恁地做将去，夙兴夜寐，存著忠孝一念在心者，人不知，天必知之也。⑧

此外，《净明忠孝全书》又论“诚”言：

凡一意弗诚则非忠，一念不敬则非孝，学者能出忠入孝，由存诚持敬为入道之门，服膺拳拳，无斯须之不在焉，一旦工夫至到，人欲净尽，天理昭融，虚灵莹彻，自得资深之妙，亍以合天地，亍以通神明，莫知其然而然，造夫大道之奥也，又何难矣！⑨

古者忠臣孝子，只是一念精诚，感而遂通。近代行法之士，多不修已以求感动，只靠烧化文字，所以往往不应。盖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今此大教之行，学者真个平日能惩忿窒欲、不昧心天，则一旦有求于天，举念便是。⑩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赵宜真所授“天心”、“克诚”之说实同于《净明忠孝全书》。此外，《天心帙》之“凡日之所为，皆书帙中”的形式，也与净明道所推行的“功过格”(11)相近。不过，赵宜真“以法嗣属之”于刘渊然的净明学说究竟来自于何人？张宇初的《赵元阳传》及上述志书并未交代。清康熙时南昌青云谱朱良月、周占月等人所编《净明宗教录》则谓：

(赵宜真)从曾真人受净明忠孝道法，间有阙文，悉加订正，参考尽详。尤好济人，至于医药靡不研究，所注方论为多，有《原阳法语》行于世，深有功玄教。时净明之道久湮不行，今复大显于世者，实赖真人振起之力也。由是净明学者宗之，尊为嗣师云。(12)

这里所谓“曾真人”，显然即上述“授清微诸法”予赵宜真的“曾尘外”。考诸道书，可知曾尘外乃自黄舜申、熊道辉、彭汝励以来的清微派宗师，名“贵宽”，称“上清三洞五雷法师清微采访使臣”。(13)上述王直为赵氏所撰《紫霄观碑》亦言：“(赵宜真)往从郡之有道者曾尘外学得清微、灵宝诸阶雷奥，补其遗阙，发其旨趣。清微久不行，至是大显。”(14)又考元欧阳玄应曾贵宽所请而撰之《洞渊阁碑》，其文盛赞曾氏“离俗之志勇，褆身之律严，佩混元之秘章，茹抱黄之梵炁，诃而百灵集，禜禬而诸福臻”，(15)但却无只字与净明道有关。由赵宜真最终“定居”之“雩都紫阳观”乃许真君的“行宫”，(16)可知赵氏属于逍遥山(西山)净明道系统，而南昌青云谱的朱良月等人则属净明道支派——“青云派”系统，故其编《净明宗教录》所述赵宜真之法脉传承难免有不准确处。所以，清末编印的《逍遥山万寿宫志》否定了《净明宗教录》赵宜真“从曾真人受净明忠孝道法”的说法，而是含糊地说道：

(赵宜真)从真君受净明忠孝道法、清微诸阶雷教，间有阙文，悉加参考订正。复师张广济，得长春邱(处机)真人北派之传。师李玄一，得紫清白(玉蟾)真人南派之学。至于医术，尤所研究，……由是净明学者尊为嗣师。(17)

《逍遥山万寿宫志》在此将“净明忠孝道法”与“清微诸阶雷教”并列而含糊地冠以“从真君受”，可能是因为其虽发现赵宜真“从曾真人受净明忠孝道法”之说有误，但却也无从考证赵氏所承传之净明学说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赵宜真本人的著述曾清楚地透露出了他自己所承传之净明学说的来历，如其《纪学》诗言：

寿昌仙伯铁玄翁，曾于圣井师金公，归向青华开泰宇，食我法乳苏疲癃。继后从游李夫子，闻有蒲衣冯外史，亦师金祖绍仙踪，驻鹤龙沙明至理。翩然蹑屩往问之：“万法归一一何归？”外史于时方燕坐，雷霆迅厉虚空破。诘我问从甚处来？清风拶透迷云开，廓然溥见家家月，了照本来无所说。(18)

从中可知《赵元阳传》关于赵氏的师承记载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赵宜真诗中所言其最后的师父“蒲衣冯外史”，亦即《赵元阳传》所谓“(李)玄一荐之师蒲衣冯先生”者，此人一方面“亦师金祖绍仙踪”，另一方面又“驻鹤龙沙明至理”。所谓“金祖”，即前述金野庵或金蓬头，本名志扬，乃全真北宗道士李月溪的弟子，为元代著名内丹大家。(19)所谓“龙沙”，则为净明道的“龙沙谶记”，如《净明忠孝全书》言：“初，都仙太史许真君以晋宁康甲戌岁于豫章西山升仙，尝留谶记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五陵之内当出弟子(今作地仙，误也)八百人，师出豫章河西岸，大扬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20)由赵宜真《纪学》诗所言，可知冯氏一方面得全真道之学，另一方面也传净明道之说。而冯氏的这种特点，在“荐之”者李玄一身上也有体现，如《原阳子法语》曾言赵宜真从李玄一“受大还”、(21)“制神药”，(22)又言其从李玄一受“天心帙”。(23)关于受“天心帙”一事，赵宜真有《日记题辞》言：

予少从李尊师问道，首蒙授以日记一帙，令每日但有举意发言、接人应事，皆书于帙中。其不可书者，即不可为；既为之，不问得失，必当书之。合于理则为合天心，背于理则为欺天心。或未明其理，率尔之为，不觉谬戾，是乃误作，其过可恕。知其背理而忍为之，是乃故作，遂成大罪。甚至诬罔以掩其非，从而不书，重其罪矣。盖吾师之意，谓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标其帙，而又警以偈云：“天心本与我心同，我若欺心昧化工。拈起笔时须猛省，神明暗室不相容。”……今同门道者，立志不群，有缘相契，似可进道，尚恕于事物之理未尽通彻，宁免为染习之累而不自觉，或得为而不为，或不得为而为之者，尤当审择。余因以父师所授“天心”之说，转相付嘱。(24)

细读这篇《日记题辞》，可以发现其所谓“日记”的内容及形式实同于前述“天心帙”。也就是说，赵宜真从李尊师(玄一)所受“天心帙”，应即他后来授予刘渊然者。由此可知，赵宜真所承传之净明学说实来自李玄一(李全、李元)，以及李玄一所推荐的“蒲衣冯外史”；至于诸书言赵宜真从李氏“得白玉蟾之学”(《赣州府志·仙释》)或“得紫清白真人南派之学”(《逍遥山万寿宫志·仙传》)，又言“冯(外史)亦师(金)野庵”(《岘泉集·赵元阳传》)，盖因李、冯二氏亦传其他道派之学，且当时诸道派相互融合甚深(详下)。

总之，通过对有关赵宜真的诸种材料进行考察和分析，可知他曾被净明道尊为“嗣师”，其所承传之净明学说实来自李玄一与冯蒲衣，而并非《净明宗教录》所谓曾贵宽。众多学者据《净明宗教录》之说而判定赵宜真所传净明学说来自曾贵宽(25)，甚至以《逍遥山万寿宫志》谓赵氏为“旌阳公五传”而断言其师为“旌阳公四传”徐异(徐慧)(26)，实为误说。

二、刘渊然及其弟子邵以正

由上可知，净明道将赵宜真尊为其“嗣师”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据。不过，《净明宗教录》谓“时净明之道久湮不行，今复大显于世者，实赖真人振起之力也”，却也有些夸张。事实上，明代真正推动净明道“大显于世”的人乃是赵宜真的门徒刘渊然，以及刘渊然弟子邵以正。关于刘渊然，《明史·方伎列传》载：

刘渊然者，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永乐中，从至北京。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七年乞归朝天宫，御制山水图歌赐之。卒年八十二，阅七日入殓，端坐如生。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27)

《明史·方伎列传》所载并不详备。据雍正《江西通志·仙释》言，刘渊然曾得赐号“沖虚至道元妙无为光范衍教庄静普济长春真人”，(28)而《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则言其还曾于明仁宗时得“领天下道教事”，并详记刘渊然之师承关系及济民利物诸事：

(刘渊然)年十六遂入道受符法。元阳赵真人见之，喜曰：“此子形全神清，真良器也，吾法嗣无过此。”留之座下，授以诸阶元秘，携归金精山。复授以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黄篆玉篆等书，及金火返还大丹之诀。栖神炼炁，呼召风雷，驱役鬼神，济拔幽显，动有灵验。尝游龙虎山，过南昌，值岁旱，为祷雨立应，声闻益彰。……永乐初，迁左正一，建金箓大斋，有醴泉、甘露、鸾鹤之祥，而宠赉备至。未几，谪居龙虎山，寻徙滇南，居龙泉观。滇南之民有旱疫，求祷无不应，(教)化大行。……(29)

刘渊然之所以被谪，是因为“素性耿介，不合于人，因中以他事”，(30)但至仁宗时被召还京师并得赐二品印诰，则是因其道行高妙。他之所以有如此高的道行，能够济民利物而“动有灵验”，应与赵宜真传授其多家道法有关。而刘氏亦曾以诸家道法传授弟子，如明徐有贞撰《福济观新建祠宇记》言福济观住持郭宗衡曾“师长春真人刘渊然，得清微、灵宝、净明、神霄诸法之传”。(31)此外，明王世贞《游白云观记》在谈论全真道的发展时又言“明兴而其道始小屈，以刘渊然之见崇”，则刘氏亦应兼传全真道法。不过，刘渊然更多地应属净明道士，如《龙泉观长春刘真人祠记》曾记赵宜真之所以收刘氏为徒并赞其“真良器也”，乃是因为“探其志存忠孝”；(32)《逍遥山万寿宫志》又记：“(刘渊然)与同辈处，语及修行，辄举忠孝为本。”(33)而前述《紫霄观碑》中所言赵宜真授刘氏《天心帙》诸事，在《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中同样有记载：

(刘渊然)真人志行高洁，由儒入道，凡其所行必依于忠孝，惓惓为国祝厘，以济民利物。凡可以布德施惠、使人得乐其生，如医药之类，皆盛行于世。……予观元阳之授长春，长春之授守元(邵以正)，其所告语者，惟曰心曰天，与其所行必以忠孝仁慈为本，不汲汲于其它，是以德懋位高，受荣命于累朝而衍元化于无穷也。(34)

此外，刘渊然在谪居云南期间，曾刊印《净明忠孝全书》以传播净明学说，(35)这同样能表明他的“净明”身份。也正由于此，《逍遥山万寿宫志》才将刘渊然尊为“嗣师”，并列为继“十二真君”、刘玉、黄元吉、徐慧、赵宜真之后的“旌阳公六传”。(36)

刘渊然曾将其师赵宜真的诗文编成《原阳子法语》二卷，但他自己却无著述传世。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高超的道法来展现，甚至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也曾从他学法。(37)值得注意的是，刘渊然高超道法的影响，不仅广泛地存在于民间，而且还渗透入皇室内部，而这对于其教发展之推动是非常巨大的。据《龙泉观长春刘真人祠记》载：在刘渊然谪居云南期间，“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求济，无不得所愿欲”，且刘氏“平生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在此情况下，刘渊然曾“奏请立云南(今昆明)、大理(今大理)、金齿(今德宏)三道纪司以植其教”，将其教成功地传播到了偏远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云南仍有宗奉刘渊然的净明道徒活动，(38)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除了高超的道法外，刘渊然的影响还通过其高足来展现。刘渊然门徒众多，著名者如明京师道箓司左正一邵以正、(39)大理府道纪司都纪芮道材(40)、昆明真庆观住持蒋日和、(41)吴中福济观住持郭宗衡、(42)兴国治平观高道王贞白(43)等，其中尤以邵以正最为杰出。邵以正是刘渊然在谪居云南期间收得的门徒，也是刘氏唯一认可的继承其“道脉”的人物，如《长春刘真人祠堂记》载：“宣德之初，眷待益隆，(明宣宗)赐之剑，问曰：‘此剑当谁传？’(刘渊然)对曰：‘臣法得之浚仪赵元阳，继者惟邵以正耳。’即遣中使召(邵以正)还，使继其后。”(44)从邵以正身上，我们更可看出赵宜真、刘渊然这一系的“净明”属性，故以下对他稍作介绍。

关于邵以正(？—1462)，现仍立于昆明黑龙潭(龙泉观)公园的《龙泉观通妸真人祠堂记》碑言：

真人姓邵氏，讳以正，别号止止道人，又号承康子。……自幼丰神秀颖，警悟过人。比长，志向卓越，昭然物表，遂白二亲，去从高道王云松。云松一见，惊异曰：“是子不凡，岂可使处弟子列？”因逊避之。时长春刘渊然倡道于滇，真人更往从之。其居距长春所凡三涉水，日以为常。长春嘉其勤恳，悉以道秘授之。真人研几极微，一一领解。长春喜曰：“吾道有所属矣！”(45)

《明史·方伎列传》又载：

(刘渊然)其徒有邵以正者，云南人，早得法于渊然。渊然请老，荐之，召为道篆司左玄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景泰时，赐号“悟玄养素凝神沖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46)

邵氏虽然多得刘渊然真传而拥有高超道法，“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主之”，(47)并以其“警悟过人”的智慧和学识而编成了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部官修《道藏》，但他自己留下的著述却很少。但从他人的诗词文集中也可窥出其思想宗旨、信仰归宿，如明徐有贞《武功集》中有《送羽士邵希先还滇南诗序》一篇，记邵以正告其侄邵希先代为“尽孝”言：

夫学道者，以忠孝为第一事。自吾之赴召而来，且一纪之余矣，惟是晨昏省定之礼阙然于吾亲。虽侍养不乏人，然吾欲一觌慈颜而有不获焉，吾岂安哉！且吾考之墓在滇南，昔所日夕而守视也，乃今邈焉。越在天末，岁时拜扫曾不一至焉，吾又何安哉！顾吾方縻于此，不克解而往也，若其为我行哉。吾之父母，若之祖父母也，若能代吾事，固亦若之孝也。(48)

此外，明杨士奇《东里续集》中有《邵仲仁墓表》一篇，记邵以正因恐其父母之德行善举“泯没无闻”而求撰墓表事：

(邵仲仁)仲子璇，夙志清净，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学老子法，渊然为易名“以正”。天子书问渊然弟子孰贤，举以正对，遂召至京。入见，命为道录司右至灵，陞右演法，住持灵济宫。以正夙夜思惟父母之德善，恐遂泯没无闻介。秀才王益夫以吾友翰林编修杨君所述事状，求表其父之墓。予受而阅之，曰：“嗟乎！其可表也，仲仁之为行，皆人道之当然，亦皆人所可至，而世之人能知能行如仲仁鲜矣。世之为老释之徒者，率自谓得出世法，而回顾其所生漠若涂人者有矣，有能惓惓图永其所生于不泯，如以正之孝加鲜矣。”(49)

由上所引，可知邵以正之推崇“忠孝”与“德善”。在邵以正仙逝后，由“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制诰经筵官”商辂撰写、邵氏门徒“道录(司)正一兼洪恩灵济宫住持”喻道纯等立石的《龙泉观通观真人祠堂记》碑更宣扬其“诚”道：

虽然真人(邵以正)以澹泊存心，以简静处己，以平易接物，迹其所为，非有离世绝俗之异，亦惟本于诚焉。诚者，万事万物之本。诚之至，虽金石可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故诚以修身，则形和而气平；诚以求道，则行成而功倍；诚以事君亲，忠孝无愧于臣子；诚以奉神祇，感通无间于高卑。此真人(邵以正)所为名冠羽流、望隆缙绅而致远迩敬信无存殁之间者，庸非诚为之本乎？(50)

由此，可知主张“学道者以忠孝为第一事”及“惟本于诚”的邵以正之信仰归宿应为净明道。然而，无论《逍遥山万寿宫志》还是《净明宗教录》，却都未将邵以正纳入净明道“嗣师”甚至“宗派”之列。究其原因，邵氏并非道术不精、学识不博，亦非地位不高、影响不大；其之所以未能被纳入净明“宗派”，盖与诸书的选择标准有关，如朱道朗曾解释《净明宗教录》中人物的取弃原则及用意道：“其有在净明之门，言或不纯，行或不全者，不录；有心乎净明之教，派虽不同，道原不二者，必传；亦少留劝惩之微意云耳。”(51)也就是说，作为整个道教经典总集之《道藏》的主编，邵以正的言行或有“不纯”同于某一道派之处。

总之，刘渊然及邵以正师徒在明代推动净明道发展的方式，主要是依赖其高超的道法和渊博的学识，通过济民利物、结交权贵而博取百姓的信奉与朝廷的扶持。只是，他们这一系净明道是否确实如《净明宗教录》所言曾“大显于世”？尚需通过进一步考察方能得出结论，故笔者不嫌繁琐，再论其教的发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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